文/詹平
【明慧之窗】在《西游记》第五十三回中有这样两句话:「德行要修八百,阴功须积三千。均平物我与亲冤,始合西天本愿。」在吴承恩(约1500—1582年)所写的这两句话中,「德行」指道德修养,「阴功」指暗中做不张扬的善事,「均平」指平等对待;「物我」指外物与自我;「亲冤」指亲人和仇人。所以整句话用现代白话来说就是,德行要修满八百,阴功要积满三千。平等看待自我与外物、亲疏和冤仇,才能够符合西天佛祖的本意。
有人说,这两句话概括出了《西游记》修行路径的核心。本文且从物质需求角度探讨一下「均平物我与亲冤」这个点。
现代人很难平等对待自我、他人、有恩恩怨怨者。其中主观感受、情绪、情感起了很大因素。现代社会的法律法规令人眼花缭乱、目不暇给,追其究竟,大都是以自我和欲望为中心驱动。在这样的前提下,要做到「均平」对待他人、自我、亲人、仇人,几乎是天方夜谭。那么传统文化中是如何衡量做人和社会状态的呢?
据《论语·学而篇》记载,子贡曾问:「贫贱而不谄谀,富贵而不骄矜,这样如何?」孔子回答:「可以。但不如贫贱而乐道,富贵而好礼。」(子贡曰:「贫而无谄,富而无骄,何如?」子曰:「可也。未若贫而乐道,富而好礼者也。」)也就是说,子贡认为,贫贱而不谄媚、富贵而不骄矜就已经很好了,但孔子却指出,自贡说的做人标准不是不可以,但不如贫贱却乐于修身,富贵却恪守天地间的秩序,意思是,无论贫贱,都要维护天、地、人之间的关系,遵守天地之间的秩序和规律来修身,才是更好的做人要领。
被称为中国「(现代)四大史学家」之一的钱穆先生(1895年7月30日—1990年8月30日)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中讲,中国传统的经济观是以「人文主义」(或者说是「道德主义」、「礼义主义」)为立场;而不是以「欲望」为立场。人之种种欲望与物质经济,同须受「人文理想」与「道德礼义」之引导和节制。
「低水准」的必需经济,对人生有其积极价值;而不必需的「超水准」经济,对人生并无积极价值,甚至会产生反作用与反价值,助长人的欲望。若使物质经济随从于欲望,将使人生无限的不知足、无尽的不平衡,此将是人生之苦痛与祸害。所以在谈及经济问题时,常特别注重于「制节谨度」。经济只是用来辅助人生的,非不是用来宰制人生的。这样经济发展才能成为有限度、有节制的。
从这个角度来看,中国经世济民的理想水准主在于「平」,既欲望的平息、平定。欲望平息、平定了,才能「天下太平」,国泰民安。清代李汝珍(约1763年─1830年)《镜花缘》中「好让不争的君子国」(源自《山海经》),或许可以体现出这种「太平」景象:
据记载,唐敖与多九公闲游君子国。来到闹市,他们看到买货者认为卖货者「谦让」,「货高价贱」,买货者于心不安,要求添价;而卖货者认为买货者「克己」,「货少价多」,不肯加价。路旁走过两个老翁,从公评定,交易这才完成。
在很多人的心目中,买方讨价还价,说些「货少价多」之类的话,卖方则说「货高价贱」,这都是人之常情。而君子国的人却句句话都相反,是另一种风气。唐敖与多九公一路看来,见证了君子国「耕者让畔,行者让路」;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,举止言谈莫不宽和有礼。君子国的人觉得他们这样做很平常。唐敖与多九公认为,「君子国」的国名以及「好让不争」四字,多半都是邻邦给予的评价和称道。
在《明慧之窗》网站有一个相关的故事,题为《犟婆婆的好媳妇》。中国大陆的袁媛(化名),有个脾气很犟的婆婆,非常不好惹。熟悉这位婆婆的人都知道,婆婆常爱说一句话:「我不怕你,就是头掉了,我用颈子拱,也要拱赢你!」婆婆发起脾气时,往往口不择言,什么重话都说,从来都不考虑别人是否受得了。一家人长期吃住在一起,可想而知,媳妇的日子会如何压抑、难熬。可是后来呢,婆婆变得走到哪里都说自家媳妇好,说袁媛「是个难得的好媳妇」。这种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?
原来,媳妇通过学习法轮大法,决定让自己「保持平和、放下计较」。例如,有一次婆婆正气急败坏地骂媳妇:「你真蠢!你真蠢!」骂到第二句时,听见媳妇柔和地问她:「那该怎么做呢?」望著袁媛平和的脸,婆婆像忽然醒悟了一样,脸一下子也舒展开来了,低声说:「算了,我来做吧!」那一刻,袁媛感到像有什么东西在她和婆婆之间一下子破碎了,她与婆婆之间的恩恩怨怨被化解了。应了李洪志师父的那首诗:「多少人间乱事,历经重重恩怨。心恶业大无望,大法尽解渊源。」
无独有偶。在西方,希坡的奥古斯丁(英语:Augustine of Hippo,或圣奥古斯丁:Saint Augustine / Austin)写了一本书叫做《天主之城》(也译作《上帝之城》,拉丁语:De Civitate Dei)。奥古斯丁在书中说明,罗马的衰退是由于道德的衰退;基督教义不但不是罗马衰退的原因,反而有助于道德的提升。同时,基督徒所归属的不是罗马帝国或任何大地上的城堡,而是上帝之城。大地之城与上帝之城最根本的差别在于,前者人民的共通点在于对自己的爱,后者则是结合于对上帝的爱和因此而生的对彼此的爱。
也就是说,圣奥古斯丁的书揭示了,在西方文化中,人们也认为如果不能平息「欲望」,灵魂就没有「平安」。只有能够平等看待自我与外物、亲疏和冤仇,能像爱自己一样爱彼此,才能最终回归上帝的荣光。
由此看来,吴承恩写出的「均平物我与亲冤」,在东西方文化中,都是做好人、创造太平盛世,乃至返本归真(即东方成佛成道,西方回归上帝)的正确路径。
相比之下,共产党宣扬唯物论和无神论,宣扬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」。结果如何呢?「绝对平均主义」的口号导致种种极端做法,制造了耸人听闻的贫富差距;而「均贫富」则是在诱导人的不劳而获、增加物质欲望和暴力倾向,把全社会导向「物质崇拜主义」、「唯利主义」的歧途。《解体党文化》一书对此有专门论述,本文就不多说了。
孙中山先生曾于1921年提出「心物合一论」(又称中性一元论),主张精神与物质统一,既非唯物亦非唯心,以「心」指代精神,强调精神与物质二者共存互用。这是符合中华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理念的。拋开道德只讲物质,才会使人金钱至上,欲望无休止膨胀,一步步走上狂妄自大、沦丧道德之路。而完全没有精神的物质就只能用「行尸走肉」形容了,那不是太平盛世的景象。
所以兜兜转转,回到《西游记》,再看「均平物我与亲冤,始合西天本愿」这句话,是否就更有画面感,更觉古人悟性不凡了呢?
